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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刑事法庭中的未成年被追訴人
發佈時間:2021-05-31 10:55 星期一
來源:人民法院報

少年法庭與刑事法庭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各州紛紛建立少年法庭,致力於全面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少年法庭與刑事法庭分別處理相應的案件,對於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的少年以保護為原則由少年法庭處理,但是其中性質惡劣的案件則按照普通刑事訴訟程序給予相應的刑罰。少年法庭堅持以關注未成年人需要和成長為目標,通過非正式、非對抗的程序處理案件,對其進行教育管理、治療康復,可作出撤銷案件、無償服務、管教所管教、隔離治療等處理決定。而對於惡劣、嚴重犯罪等特殊情況,可以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心理成熟程度、智商、作案動機、行為性質、危害結果等,交由普通刑事法庭按照刑事訴訟程序處理。

聯邦最高法院堅持認為少年法庭審理的目的是追求“少年的最佳利益”,不能把普通刑事訴訟程序照搬到少年法庭中,該程序不是對抗式的,需要法官在審理中進行準確的判斷,各方參與者都致力於實現未成年人的利益(例如1971年Mckeiverv.Pennsylvania)。少年法庭的處理程序包括收容審理、司法聽證、處理聽證等。收容審理的決定在少年法庭程序中至關重要,在這一階段會決定是否填寫審理請求書。正如大部分被追訴人選擇認罪答辯,少年法庭的很多案件也不會進入司法聽證,不少案件經過收容審理會被轉移至非訴訟的渠道。司法聽證被看作非對抗性的民事行為,法官則以保護未成年人為目的進行決斷。

接受刑事審判的能力

美國大多數州沒有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普通刑事法庭判斷未成年人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適用與成年人統一的判斷標準——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中判定被追訴人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以此將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排除在刑事審判之外。聯邦最高法院在達斯卡(Dusky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闡明瞭接受審判能力的評價標準:被追訴人有相當的能力跟律師溝通;對刑事訴訟程序有合理、準確的理解。這種模糊又靈活的規則給了法院足夠的裁量權判斷未成年人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一旦法院認為涉案的未成年人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那麼審判程序就會馬上停止,未成年人也因此無法承擔責任。

對於沒有能力接受審判的未成年人,大多數州採取以下幾種做法:1.被安置到醫院或者其他機構接受治療直到康復;2.根據精神狀況的好壞、指控行為的性質等綜合考慮後,釋放未成年人,但是接受外界機構的治療;3.在羈押的地方接受治療;4.如果未成年人確實智商低、精神狀況差,且不會對社會造成危害,法官可以決定撤銷案件。

認罪答辯

在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批判例不斷強調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具有本質的區別,特別是在可責性上、作出明智且自願認罪的決定上。即使意識到未成年人有如此不同於成年人的一面,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中依然可以進行認罪答辯,而且認罪答辯的比率不低於95%。

美國《職業行為示範規則》中強調能夠被指控犯罪的未成年人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作出重要的決定,律師的職責就是通過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詳細的諮詢協助被追訴人作出有拘束力的決定。辯護律師應當尊重被追訴人的意見、並且盡力維護與被追訴人之間的關係。據此,律師或者訴訟監護人只能為未成年人認罪與否提出建議,但是無權左右未成年人認罪的決定。聯邦最高法院在2019年麥考伊(McCoy v. Louisiana)一案中重申了認罪權由被追訴人行使,行使認罪答辯、放棄審判權利的能力標準並不比放棄其他憲法權利的要求高。

但這並不意味着辯護律師真的可以將未成年人完全當作成年人來對待。正如2008年聯邦最高法院在愛德華一案中(Indiana v. Edwards)認為存在一個“灰色區域”,這部分被追訴人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但是沒有足夠的能力進行自我辯護,處於“灰色區域”的人可以接受審判,但是不能放棄辯護律師的幫助。律師在為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灰色區域”被追訴人辯護時理應做得更多。

未成年人司法標準中強調在對未成年人進行審判時,法官和律師在各個階段都有義務採取提供解釋等合理的措施保證被追訴人能夠理解並且參與到審判程序中來。在實踐中,未成年人的律師也一直延續家長主義的理念,即使是“最堅定反對最佳利益”模式的美國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讓未成年人主導自己案件的刑事訴訟程序不現實。未成年人認知能力的侷限性、回憶和敍述當時發生事情的能力也存在不足,還沒有穩定且體系化的價值觀,很難直接將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辯護套用在未成年人辯護的制度之下。

(作者單位:河北省檢察院雄安新區分院)


責任編輯:買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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